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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学校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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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与社会进步：

1、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讨论教育上的一个新运动，就必须特别具有比较宽阔的或社会的观点。否则，我们会把学校制度和传统的变革看成是某些教师的任意创造。最坏的是赶时髦，最好的也只是某些细节上的改善——这就是我们通常过于习惯地用来考虑学校的变革的那种观点。这好比把机车和电报机看成是个人的发明一样。教育方法和课程正在发生的变化如同工商业方式的变化一样，乃是社会情况改变的产物，是适应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的需要的一种努力。

（对照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新课程运动，可能真的非常需要这种宽阔的或社会的观点。而赶时髦、细节的改善等还不是最中国化的问题，我们的隐忧在于，也许社会需要还没发展到那个地步，也许社会情况还没发生相应的改变，我们便由于一种长官的意志、与国际接轨的冲动等等催赶着上路了。）

2、……目前最引人注目的倾向之一，是采用所谓手工训练、工场作业以及家庭技艺如缝纫、烹调等。……其所以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这种作业能抓住儿童强烈的自发兴趣和注意力。它使得他们主动、活泼，而不是被动、呆板；它使得他们更有用、更能干，因此，对家庭也更有帮助：……我不想低估这些理由的价值。……但是，总的说来，这种观点乃是不必要的狭隘。我们必须把木工、金工、纺织、缝纫、烹调看作是生活和学习的方式，而不是特殊的科目。

我们必须按照这种作业的社会意义把它们看作是社会自身赖以前进的各种过程的模式；看作是使儿童确实感到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手段；看作是使这些需要由于日益发展的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而得到满足的方式。总之，把它们看作是一些方法，通过它们，学校自身将成为一种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正形式，而不仅仅是学习功课的场所。

（对手工类课程的高度重视是杜威课程体系的重要特点，而且其价值定位远远超越了实用性、兴趣性、职业准备等大家更容易看到的东西。把这些课程推崇到如此高的地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不可思议的，劳动技术教育在我们的五育体系中不仅是最薄弱、最奄奄一息的部分，而且从课程现状看，主要是小手工制作，好玩、劳逸结合似乎成了吸引学生与学校的主要原因。）

3、纪律只能是和目的有关的东西。如果你的目的是使40-50个儿童学习某些现成的课文，并在教师面前背诵出来，那么你的训练方法必定力求达到这个结果。但是，如果目的是培养一种社会合作和社会生活的精神，那么训练方法必然从这个目的出发并和这个目的相联系。在活动正进行的过程中，就会缺少一定的纪律；在繁忙的工场里，就会出现一些纪律不好的情况：不是默然无声，他们不是保持固定的姿态，他们不是叉着手臂，他们不是捧着书本，如此等等。他们在做许多事情，而且由于活动的结果造成了混乱和喧扰。

（联想到新课程中“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带来的新纪律问题，课堂变得热闹、众语喧哗甚至嘈杂不堪。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杜威的这种纪律与目的相关论可以给我们启发，关键看我们希望培养什么，再对照结果，我们有没有培养出这些东西，便可以判断哪些是真自主、真合作、真探究，哪些是新瓶装旧酒。“热闹”永远只是表象，我们要透出“安静”或“喧闹”的纪律表层，考问“教学秩序”的价值本体。）

4、如果回溯几个世纪前，我们就发现一种学术上的实际垄断。的确，“有学问”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名词。学问曾是一个阶级的事。这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如我们曾经指出的，作为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这种情况改变了。……一场知识的革命已经发生。学术已经进入流通状态。尽管今后仍然有也许永远有个别一类的人以从事研究为专门职业，可是，一个特殊的学者阶级从此不可能有了。这是与时代精神不调和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是非常专门化的、片面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这种教育大体上只能投入人性的理智方面，投合我们研究、积累知识和掌握学术的愿望；而不是投合我们的制造、做、创造、生产的冲动和倾向，无论在功利的或艺术的形式上都是这样。把手工训练、艺术和科学当作技术的和倾向于纯粹专门化的而加以反对这个事实，其本身就是为统治当前教育的那种纯粹专门化的目的提供最好证据。如果教育不是实质上视同纯知识的、学术的研究，那么所有这些教材和方法将受到欢迎，受到最殷勤的采纳。

（今天的中国教育是什么样子呢？好象这种知识的革命还没有完全开启，特殊的学者阶级不仅存在，而且主宰了、阉割了中小学教育，孩子们的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进入“白领”阶层，远离各种不够体面的、有学问的人不会问津的体力劳动。因此，中国的教育体系自然不会接受杜威倡导的手工训练，即使是艺术、科学类的课程内容也基本上是纯粹专门化的。如果说杜威当年的反对者，主要是由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控制的思想持有者们，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思想、“万物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理念至今深藏在广大家长、社会乃至许多教师心中，他们必然成为杜威式改革的坚决抵制者。）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