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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中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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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讨论学校的第三讲，大师主要讨论组织机构问题，认为一切浪费都是缺乏组织的结果，而组织背后的动机是促进节约，提高效率，并指出最主要的浪费不是金钱的或物力的浪费问题而是人的生命的浪费，儿童在校时的生命的浪费和以后由于在校时不恰当的和反常的准备工作所造成的浪费。而大师批评的组织问题，主要是学校制度各个部分的隔离现象，认为在教育目的上缺乏统一性，在学科和教学法上缺乏一贯性。所有的批评中我最关注的是对师范学校的评述，不少观点几乎可以说正好指出了中国当代师范教育的问题，如以下几点：

1、试考虑一下培养教师的学校——师范学校。这些学校目前多少处于不正常的地位，它们介于中学和学院之间，需要中学作为预备阶段，而又包含着一定数量的学院课程。它们和学术性的高等教材分离，因为从总体上看，它们的目标是培养人怎样教，而不是教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到学院去，又发现这种隔离的另一半——学习教什么，而对于教学方法几乎是蔑视的。学院是与儿童和青少年隔离的。它的学生大都离开了家庭，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儿童时代，结果成为掌握了大量教材而很少知道如何将教材与那些受教育者的心理联系起来的教师。在教什么与怎样教之间存在的这种划分中，每一方都由于这种分离而受到损害。

（我国的师范教育一直以来分两大类：以初级中等教育为预备阶段，相当于中学，不追求学术性而高度重视教学方法的中等师范学校；以高级中等教育为预备阶段，相当于大专和大学，在师范性和学术性两边摇晃，更重视教什么而忽视怎样教的高等师范学院。目前，国家的政策倾向于取消前者，向后者看齐，而后者又倾向于取消师范性，向综合性大学看齐。于是，杜威批评的这种分离在中国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越来越处于不正常的地位，“师范”一词也逐步被消解，“教师教育”这个新语汇真的能将上述问题一一解决吗？）

2、我想我国最早的大学教育学讲座已有大约20年历史——密执安大学在70年代后期建立的讲座。但是只有一两个教育学讲座曾尝试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它们大多是用理论、用讲义、用参考书进行教学，而不是通过教学的实际工作本身。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师范学院，在大学与师资培养之间建立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工作的还有一两出。我们要求在这方面有更密切的联系，大学应当把它的一切资源，供初等学校自由使用，对发展有价值的教材和正确的方法作出贡献；而初等学校反过来又成为一个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学教育的学生可以看到各种理论和观点得到验证、检验、批判、实施和新的真理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个学校在与大学的关系上成为统一教育的有效的典型。

（这里的“教育学讲座”应该相当于师范学院的公共教育学，作为执教这门学科多年的教师，对这个学科的地位、现状的感受不可谓不深，爱之深责之切啊，我们真的大多是用理论、用讲义、用参考书进行教学，而不是通过教学的实际工作本身。每所师范学院大多有自己的附属小学、附属中学，但彼此之间的联系实在是可怜，离杜威向往的“统一教育”有着不小的距离。我作为教师，一直尝试与附属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但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单薄，有时还显得不够名正言顺，其艰辛的程度远远超过我原先的想象。不管怎样，我要继续下去，即使不能把附小当作实验室，至少是一片可以经常流连的教育田野。）

3、我曾听说采用我校所用的某种教学法曾遭到一位教师的反对，其理由是：“你知道，那是一所实验学校，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我们的不一样。”进行一项实验的目的就是使别人不需要实验；至少是不需要做那么多实验……我们不指望使别的学校刻板地模仿我们的做法。一个工作模型不是要照抄照搬的东西，它只是为原理的可行性和使原理可行的方法所做的一次演示。

（关于教育实验，我曾经有着相当的热情与迷恋，以为这是教育研究方法中最高的一种，也是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具研究意义的部分。而关注与考察中国的教育教学实验之后，我感到很失望，不仅是“实验”本身的意蕴不够，而且模仿、照搬甚至是“两张皮”、只要“皮”等实验失范现象比比皆是。于是，我不再迷信实验，在各种课题讨论会上建议学校不要突出“实验法”，而更多用“试验”、“改革”、“行动研究”等。在我心目中，只要真正实施了一些研究性的教学改革措施，就是“真实验”，不管它是否符合自然科学实验的诸多规范；反之，即使拥有了全套的假设、前测、后测、实验因子等数据，实际的教育行动中丝毫未见改变，还不如原始状态的本真教育，如许多边远地区的普通中小学。

杜威的实验自然是令人敬慕的，他由自己的实验而从纯粹的理论家发展为实践家，不管其他周围的学校能否接受，实验的价值已经开始呈现，而且会拥有更久更远的穿透力，事实上我们当前的许多被标上“新课程”字样的做法，在当年的实验学校已经是被证实为有效的实验方法之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如果还要进行重复性实验，理由只能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育方法的文化适应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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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